遗产税与赠与税：调节财富分配的“国际通行证”与民生定心丸

一、遗产税与赠与税：发达国家的“财富调节器”

近日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公布议案审议报告提及遗产和赠与税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。遗产税和赠与税并非我国独创，在发达国家已是较为成熟的税收制度，其核心目的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，防止财富过度集中。

（一）美国：总遗产税制精准打击顶级富豪

美国采用总遗产税制，将逝者名下所有资产（如房子、股票、存款等）打包计算总价，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先统一纳税，剩余部分再分配给继承人。今年美国遗产税起征点高达1390万美元，税率在18% – 40%之间。如此高的免征额使得该税种主要针对真正的顶级富豪，与中产阶层关系不大，精准实现了对超高净值人群财富的调节。

（二）日本：分遗产税制结合血缘差异化税率

日本采用分遗产税制，先将遗产按遗嘱或法定继承分配给各继承人，再根据每人分得的金额以及与逝者的关系分别计算应纳税额。日本实行累进税率，最高可达55%，号称全球最高。不过，其起征点也不低，以继承父母遗产为例，基础免税额为3000万日元 + 600万日元×法定继承人数（按11月21日汇率1日元≈0.0453人民币，若继承人个数为1，基础免税额约163.08万元）。并且，税率以“血缘”做差异化分阶，亲缘越远，税率越高，体现了对亲属关系亲疏的考量。

（三）混合遗产税制与赠与税：多维度堵漏

部分国家采用混合遗产税制，结合前两种特点，先对遗产总额征一道税，再根据继承人分到的份额和亲疏关系征第二道税。赠与税与遗产税相辅相成，防止人活着时偷偷转移财产。美国的赠与税终身监控，与遗产税合并计算，1390万美元的遗产税免征额与赠与税共享额度，一生中超过年度免税额的大额礼物会累计消耗总免税额。一些国家还采取临终七年的回溯模式，查看去世前7年内是否有巨额赠与，重新计算遗产税，但之前交过的赠与税可抵扣，通过高税率和回溯机制堵死财富转移漏洞。

总体而言，发达国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核心目的并非针对普通百姓，而是聚焦于高收入、高财富阶层，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。

二、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：调节分配与税制转型

（一）调节社会财富分配

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，同样旨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，防止财富过度集中，促进共同富裕。与发达国家的理念一致，普通家庭基本无需担忧，该税种主要针对财富阶层，以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税收财政转型的关键一步

过去二十年，我国依靠土地财政，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大量财政收入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等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。然而，如今楼市下行，土拍遇冷，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。2021年我国土地财政收入约8.6万亿，2024年仅约4.8万亿，近乎腰斩，今年前10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2.5万亿元，同比下降7.4%。靠卖地过日子难以为继，未来政府收入需更依赖税收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的重要举措，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税制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。

三、税收财政精细化：民生保障与激励导向

即便遗产税和赠与税大概率针对财富阶层，但人们也担忧税收财政日益精细化会影响到普通人。此次议案审议报告释放了积极信号，在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的同时，建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，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、合理调节高收入。这一增一减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：“增”主要针对财富存量的调节，聚焦代际传承和资本利得；“减”则着眼于减轻劳动收入压力，鼓励勤劳奋斗和科技创新。这表明政策并非一味增加税收，而是在调节财富分配的同时，注重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利益，激励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创造财富。

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基于调节社会财富分配、推动税制转型的合理举措，且政策制定充分考虑了普通家庭的利益，以“一增一减”的政策组合拳，引导社会形成靠努力改变命运的良好氛围，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普通家庭无需过度恐慌，应将关注点放在自身努力与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