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50万亿定存到期:中国居民的“资产再配置”与全球资本的“新赌局”​​

2026年,中国将迎来50万亿定存集中到期的“超级节点”,其中仅第一季度就有20万亿(占61%)的2年期以上存款到期。这笔相当于中国GDP近40%的资金,其流向将重塑金融市场格局。结合日本经验与中国现实,这场“储蓄大迁徙”的背后,是居民、银行与全球资本的双向选择与风险偏好的深层博弈

图片[1]_​50万亿定存到期:中国居民的“资产再配置”与全球资本的“新赌局”​​_知途无界

一、50万亿到期的“巨浪”:为何是第一季度?​

根据中金数据,2026年2年期以上存款到期规模达32万亿,其中61%集中于第一季度​(约20万亿)。这一“集中到期”源于2022-2023年的“预防性储蓄潮”——当时居民因经济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定期存款,年均新增定存超20万亿(2022-2023年峰值)。如今,这些“高息定存”陆续到期,居民面临​“续存低息”或“转向其他资产”​的抉择,而银行则需在“负债成本压力”与“资金留存”间平衡。

二、宏观背景:低利率时代的“储蓄困境”​

当前宏观环境与几年前截然不同:

  • 利率下行​:2024年起大规模降息,长期低利率成为核心趋势,定存收益持续缩水(如5年期定存利率从2020年的4%降至2026年的2%以下);
  • 降息预期​:2026年一季度仍有降息可能,定存“再投资”的收益将进一步降低;
  • 银行策略调整​:为减轻负债成本,国有银行大额存单期限压缩至1-3年,甚至取消5年期产品,倒逼储蓄“自寻出路”。

三、日本经验的镜鉴:从“活期存款”到“风险偏好觉醒”​

日本2012-2022年的“低利率十年”提供了参照:

  • 初期(2012-2022)​​:安倍经济学推动0利率,但居民因“失去的三十年”创伤,风险偏好极低,大量资金滞留活期存款(眼睁睁看储蓄贬值);
  • 转折点(2023-2024)​​:日本经济复苏(房价年涨30%、工资增速超通胀),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,风险偏好提升——股票配置比例2年提升至7.9%,基金提升至6.1%。

中国与日本的差异​:中国居民风险偏好已从2020年的“极度避险”(预防性储蓄)逐步转向“风险收益权衡”,2024年定存新增规模已减弱(较2023年少增3.4万亿),理财、基金、保险等“替代资产”规模快速增长(2025年前11月理财多增4.3万亿、基金多增2.8万亿)。

四、中国居民的“抉择”:低风险资产仍是主流,但“试探性冒险”已启动

面对50万亿到期储蓄,居民的选择呈现​“厌恶风险但寻求更高收益”​的特征:

1. ​低风险资产:理财与保险的“安全垫”​

  • 银行理财​:2022年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后规模一度下滑,但2024年起收复失地,2026年预计达36万亿(2025年33万亿)。结构上,​90%为现金类+纯固收低波理财​(如货币基金、短债基金),反映市场对“低波高息”的极致追求。
  • 保险​:2026年开年保险股飙升(A/H股集体走强),因“保证收益+浮动分红”模式契合需求——既锁定本金安全,又能分享市场弹性(如分红险的预期收益3%-4%,高于定存)。

2. ​中等风险资产:高分红股票的“性价比”​

2024年高分红股票股息率普遍超3%(2026年预计维持),是定存利率(约1.5%-2%)的2倍以上。在低利率环境下,这类“类固收”资产成为风险承受力较强者的选择,推动资金从定存向股市“试探性迁移”。

3. ​高风险资产:股市的“潜在机会”​

对能接受波动的投资者,​股市可能是2026年最大机会,核心逻辑有二:

  • 人民币升值预期​:市场共识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,若升值将带动跨境资本回流(规模或达万亿级);
  • 美联储降息周期​:抑制美元资产虹吸效应,若国内完成“资产定价体系重构”(如科技、消费等板块估值修复),资金回流与汇率升值将形成共振。

五、全球视角:地缘博弈下的“资本多样性选择”​

2026年初委内瑞拉事件等地缘冲突加剧,美元“唯一安全选项”地位动摇,全球资本进入“多样性选择”阶段。中国若能把握以下两点,或成资本新锚点:

  • 资产定价重构​:通过科技突破(如AI、新能源)、消费升级等提升核心资产吸引力;
  • 政策协同​:维持低利率但避免过度宽松,稳定汇率预期,增强外资信心。

结论:从“被动储蓄”到“主动配置”的转折

50万亿定存到期是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的​“关键转折”​​:尽管市场仍“厌恶风险”(理财、保险等低风险资产占主导),但“求稳不保守”的特征已显现(高分红股、股市资金流入)。对比日本“十年活期存款”的停滞,中国居民正以更积极的态度探索“安全与收益”的平衡。

对个体而言,2026年的抉择不仅是“钱放哪里”,更是“如何与低利率时代共舞”;对市场而言,这笔资金的流向将决定股市、债市、理财等资产的“结构性机会”;对全球资本而言,中国的选择或成“后美元时代”的重要变量——这场“储蓄大迁徙”,既是挑战,更是机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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