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州短剧导演猝死背后：行业高速发展下的人性代价与生态困境

一、悲剧发生：从广告导演到短剧“过劳者”

（一）转行背后的无奈与期待

44岁的高俊，曾是有着广告行业深厚积累的导演。他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、旁听多年，辗转北京、厦门、深圳等地拍摄，曾为三星、奥迪等品牌制作宣传片，与沈腾、于朦胧等知名艺人合作，单片报酬稳定在3 – 5万元。疫情前，他的广告拍摄工作收入稳定且有成就感，对影视行业有着自己的坚持与热爱。

然而，疫情后广告行业不景气，项目减少、收入不稳定，家庭的经济压力却与日俱增。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上有近70岁的母亲，下有两个女儿（大女儿10岁，小女儿6岁），妻子在事业单位上班，家庭还有房贷要还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高俊和许多广告从业者一样，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看似充满机会的短剧行业。

今年5月，高俊正式入行短剧。此前，他曾在郑州一家头部短剧公司辅助拍摄8天，获得2万元工资，这或许让他看到了短剧行业的“潜力”。9月，经朋友介绍，他与花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取得联系，约定10月14日至18日在郑州大志影视基地拍摄一部海外短剧，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工作旅程。

（二）高强度拍摄：生命倒计时的4天

10月14日至18日，高俊在郑州大志影视基地投入到海外短剧的拍摄中。据妻子王飞称，拍摄期间他日均工作17小时，每日微信步数超10000步。工作群聊天记录显示，剧组场务、制片每天早上7点分享拍摄点时间，收工后晚上1点半之后才给出次日车辆行程安排，10月16日晚上12点剧组仍在转场。

在杀青后，高俊回到河南开封的家中处理后期工作。10月20日下午4点40分，他被妻子发现倒在卫生间内，送医后于18点21分因心梗病发去世。去世当天中午，他仍在处理短剧后期工作，直至下午被发现时，生命的时钟永远停在了那一刻。

二、赔偿纷争：行业规范的缺失与家属的无奈

（一）不合理的赔偿方案

高俊去世后，家属尝试联系其所在剧组的承制公司——河南花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某起初态度较好，称拟按1000元/天的标准结算5000元工资，再补偿1000元交通费，额外拿出10000元作为抚恤金，共计16000元。

然而，在第二次沟通中，刘某态度转变，坚持按副导演标准，工资1000元/天，加上交通费共6000元，额外抚恤金10000元，拒绝再提高赔偿金额。家属反馈，双方未签署书面劳动合同或项目合约，工资标准未通过书面文件核实。高俊的表哥余珂多次与刘某沟通赔偿事宜，但刘某态度强硬，双方沟通四次仍无法达成共识，之后刘某便不再主动联系家属。

（二）行业薪资标准的反差

在短剧行业，高俊这样的资深导演正常情况下一部剧的报酬应在1万元以上，而此次花某某公司给出的1000元/天的工资标准，与行业普遍薪资水平相差甚远。演员助理阿风透露“导演岗位，正常都要1万元以上1部剧”，这鲜明地反映出高俊在短剧行业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。

三、行业生态：高强度工作与不规范管理的乱象

（一）超长工时：身体与精神的极限挑战

短剧行业的工作强度令人咋舌。从高俊所在的剧组来看，4天完成一部短剧的拍摄，日均工作时长远超正常范围。演员助理阿风每天清晨三点起床，晚上十点多结束工作，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，中午休息仅一小时，且拍摄常熬到凌晨，甚至连续拍摄一夜，第二天继续上工。剧照师李明也提到部分短剧剧组工作强度超出个人承受范围，他因连续工作6天，垫付车费却未收到工资和报销，最终选择退出短剧行业。

在短剧拍摄基地，场景集中在同一座楼内，场与场距离近，但高俊日均过万的微信步数，是他片刻不休工作的证明。即使杀青后，他也没能停下工作，去世当天中午仍在处理后期工作。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让工作人员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压力，阿风称“每天晚上回到家，感觉整个身心都被掏空了，身体也感觉麻麻的”，最终选择离开剧组；文文也经历过连续熬夜后心脏剧烈跳动、胸口窒息难受的极限时刻。

（二）一人多职与薪资失衡

短剧剧组中一人身兼多职是常态。文文曾担任演员统筹兼演员副导演，既要招募演员又要跟戏，本是两个人的工作量却由她一人完成，导致没时间睡觉，平均工作时间达16 – 18小时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演员助理月薪通常不到3000元，剧照师李明工资500元/天，且存在工资拖欠、车票报销无果的情况。高俊作为资深导演，本应获得更高的报酬，却在短剧行业中拿着极低的工资，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。

（三）管理混乱与保障缺失

短剧剧组的管理十分混乱。人员不固定，工期紧张，没有明确规范，导演和制片人工作拖延，导致工作人员加班到很晚，实际干活的人却很少。住宿条件差，多为小旅馆，饮食也堪忧，剧组虽声称20元餐标，但实际食物质量差，工作人员体力消耗大却吃不好。此外，许多剧组不与工作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缺乏医疗或安全保障，工资拖欠现象时有发生，工作人员维权成本高，只能选择默默忍受。

四、行业反思：繁荣背后的代价与未来之路

（一）郑州短剧产业的“繁荣”与“隐忧”

近两年，郑州短剧产业迎来爆发式发展。截至去年年底，全市微短剧制作企业超820家、从业人员达3万人，市场规模突破23亿元，各类拍摄基地涌现，被称为“竖店”。郑州日均开机约100部，单剧完成周期仅7 – 15天，甚至压缩至4天，综合成本比浙江金华（横店）等其他城市低10% – 20%，带动了当地影视基地建设和就业。

然而，这种“繁荣”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“隐忧”。高俊的猝死只是短剧行业问题的一个缩影，反映出行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从业者权益的忽视。短剧制作追求低成本、高效率，导致工作强度不断加大，薪资待遇不合理，管理不规范，保障缺失等问题层出不穷。

（二）从业者的困境与选择

对于短剧从业者来说，他们面临着身体透支、薪资低、保障差的困境。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坚持，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影视行业下滑，转型到短剧行业是无奈之举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希望通过短剧拼出爆款，获得成功。然而，像高俊这样的悲剧不断发生，让从业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行业的未来。

在高俊朋友和妻子发的维权帖下，许多短剧业内人士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常，“熬大夜”“通宵”是高频词。有人选择离开行业，有人则继续“卷下去”，但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需要行业做出改变，保障从业者的基本权益。

（三）行业规范的迫切需求

短剧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的约束。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短剧制作公司的监管，规范劳动合同签订，保障从业者的工资待遇、休息权利和职业安全。制作公司也应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，合理安排工作强度，提高薪资待遇，为从业者提供必要的保障。只有这样，短剧行业才能在繁荣发展的同时，不再让从业者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高俊的悲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，短剧行业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，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和权益。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浪潮中，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加规范、健康、人性的短剧行业生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