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兴退市风波：从“疫苗之王”到资本游戏的背后逻辑

一、退市与“天价分红”的反差：账本迷雾下的资本操作

2024年，曾凭借新冠疫苗成为全球焦点的科兴生物，因“迟迟无法提交2024年财报”被纳斯达克决定退市。讽刺的是，就在半年前的2024年7月，科兴刚以“每股分红55美元”刷新市场认知——其停牌前股价仅6.47美元，股息率高达850%；按7186万总股份计算，首轮分红总额达39.5亿美元（约280亿人民币），且宣布未来总分红最高近90亿美元（约630亿人民币）。

一边是“拿不出账本”的退市危机，一边是“分光吃光”式分红，这种强烈反差撕开了科兴复杂的资本面纱：当一家曾靠27亿剂新冠疫苗撑起全球23%供应的“疫苗之王”，将巨额利润以超高股息集中分配，其退市或许并非经营不善，而是资本游戏的最终落幕。

二、从非典到新冠：疫苗业务的崛起与“政策红利”的兑现

科兴的疫苗故事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。彼时，总经理尹卫东凭借“一封信+一通电话”的方案快速通过审批，国家承诺“经费无上限”支持研发。尽管非典疫情夏季结束，疫苗次年才进入临床，未实际投入使用，但这段经历为其积累了疫苗研发的经验与政策资源。

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，科兴的“积累”迅速转化为爆发力：1月启动研发，6月获中国紧急使用授权，次年1月起在多国获批，6月列入WHO紧急使用清单。依托政策支持与三条上亿级生产线（半年内建成），截至2022年1月，科兴新冠疫苗全球出货量达27亿剂，占全球供应总量23%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疫苗之王”。财报显示，2021-2022年，科兴营收1300亿，净利润960亿——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，其业绩达到巅峰。

三、创始人与资本的“散伙”：从黄金搭档到狗血内斗

科兴的崛起，离不开创始人尹卫东与北大教授潘爱华的“黄金搭档”组合。乡村医生出身的尹卫东曾多次公开感谢潘爱华的“知遇之恩”，1998-2017年间，每年生日都会送上个性化礼物，关系亲密。然而，这段“甜蜜”最终演变为“剪电线、抢公章、另起炉灶”的内斗：潘爱华在与尹卫东的权力争夺中落败，甚至“把自己送进监狱”，而此时正值新冠疫苗最赚钱的黄金阶段。

内斗的背后，是科兴控制权与利益分配的失衡。当创始人团队忙于内耗，外部资本的介入已悄然改写游戏规则。

四、“华尔街之狼”入场：强新资本与李嘉强的“收割”

2013-2016年，美国投资基金强新资本背后的李嘉强（自称“首位哈佛医学博士并完成住院医师训练的中国人”），通过亲友账号“蚂蚁搬家”式增持科兴股票：从初始6.19%逐步增至22.5%（成为实际第一大股东），后进一步增至32.3%，掌控公司主导权。

2024年的“天价分红”，正是李嘉强主导的资本操作：首轮分红中，强新资本作为最大股东获益6.88亿美元（约49.3亿人民币）。当90亿美元总分红落地，科兴的现金流被“分光吃光”，退市与否对已套现离场的资本而言，已无实质影响——所谓“拿不出账本”，或许只是资本完成收割后的“体面退场”。

五、反思：从“为国分忧”到“资本优先”的异化

科兴的案例，折射出疫情红利下企业发展的双重性：一方面，它依托政策与科研积累，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；另一方面，创始人与资本的内斗、高比例分红与退市危机，暴露了企业在高速扩张中对“长期价值”的忽视，以及对资本短期利益的妥协。

当“疫苗之王”沦为资本游戏的筹码，当27亿剂疫苗的公共卫生价值被“850%股息率”掩盖，科兴的兴衰不仅是企业个案，更警示着：在生物科技等战略领域，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、短期套现与长期研发，仍是亟待解决的命题。而所谓的“退市”与“分光”，不过是这场游戏的最后注脚——资本已获利离场，留下的是账本迷雾与一个企业的复杂背影。